经济结构不合理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外依存度高、第三产业比重小、低附加值产业产品多、低层次劳动者供过于求等，使农民增收、外向型行业和低端行业企业劳动者以及农民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等人员工资增长难以实现，加之垄断企业的地位强化与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良并存，以上这些都助长了城乡、行业、群体收入差距拉大。

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远比权贵资本主义文明进步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我们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了解多少？而我们今天不反等级、不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真的就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了吗？用充满不平等的中国特式社会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能理直气壮吗？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比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步，还是远不如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该不该思考一下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的问题？看二、三十年代上海真实的劳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评价。

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说不清楚。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你知道项松茂和竺梅先么？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项松茂。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

我感到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底层社会还是崇尚实事求是的。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2001年—2008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长10.8%，略高于GDP增速。

五是城镇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有效使用有利于资源节约。城镇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文明的载体，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都离不开城镇化。解决这些问题，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投资(储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制造业与服务业等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再从储蓄率变化看，1999年—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从37.1%提高到51.8%，提升14.7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储蓄率从14.6%上升到18.8%，政府储蓄率从2.6%上升到10.8%，而居民家庭储蓄率从19.9%上升到22.2%，仅提高2.3个百分点。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作用。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发展差距和全球贫富差距，使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

消费率下降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密切关系。一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约为农民的3倍至5倍，城镇人口增加将带动消费需求成倍增长。我国居民消费近几年约占最终消费的73%左右。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在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技术研发服务等重点领域，在研发设计能力、高端人才、服务标准国际化水平等薄弱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制造业的价值链中，生产加工属低附加值的环节，而处于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属于高附加值的环节。投资与消费失衡主要是从较长时期来看的：2000年—2008年，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3%。国内资金也由总体上不足转变为总体上剩余。但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大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多的产品及生产环节。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投资(资本形成)率明显偏高。

同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下降11.7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高收入经济体GDP构成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62%，资本形成占21%;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两个比重分别为60%和25%;中国分别为34%和44%。

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调节作用;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相应增长;引导企业依靠改善管理、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实现利润和工资双增。但从总体上看，工业化是主动推进的，是主角;而城镇化则是被动适应的，是配角。(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加快发展服务业，都同推进人口城镇化有密切关系。社会总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重要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却没有转变，这必然导致经济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因需求相对不足而出现周期性收缩。二是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和服务占很大比重，转为城镇居民后将被商品性消费和社会化服务所代替，在互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彼此提供收入。(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近两年内外需失衡已在调整。

第三，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并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我国近两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非常措施扩大国内投资以弥补因出口大幅下滑产生的需求缺口，这是必要的、正确的。

远的看，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一不是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过剩所致。生产性服务业越发展，对各类高中端人才的需求就越多，从而可以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只要在城镇扩大土地占用的同时相应腾退出农村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就有可能节约。

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使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游离出来，并与金融衍生品结合，形成巨大的虚拟资本，在全球到处套利，制造出庞大的资产泡沫。而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也进入新阶段。城镇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农产品需求增长，也将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空间。发展方式转变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刻转型。

社会总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相应转变并为之提供了条件。因此，纠正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治本之策，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受供给因素制约转变为主要受需求因素制约。一是过分依靠国外需求，因而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不够;二是与生产、供给能力的高速扩张相比，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滞后，只得过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制造业产品供给过剩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并存，社会总需求不足与广大中低收入群众对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得不到应有满足并存。

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要求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符合发展阶段和人民的新要求。城镇土地利用率高于农村，城镇居民人均用地也低于农村居民。

纠正世界经济失衡、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是今后调整需求结构的关键。这不仅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而且使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但是，投资又是一把双刃剑，是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扩大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过去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而扩大到国际范围。政府储蓄应主要用于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缩小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缺口;加快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企业职工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据专家测算，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在国内的直接增加值平均只占其出口额的17.7%，而加工贸易出口额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五成。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重要资源短缺，人均土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石油、天然气的人均水平更低得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证明了党的十七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